“流浪少女”的摆摊生活。

文/吴鹤鸣

编辑/郑亚文

景德镇“救了”廖海明夫妇。

廖海明毕业之后，接过一段时间的工程项目，除了负责设计把控和施工布展，他还要负责开拓客户。廖海明本身就不善饮酒，一个月有二十多天都在招待酒席上，“身体吃不消”。

他的师妹郑轲，当时在大理摆着摊，卖着小手工，一个月没干几天活，却能挣上一两万元。正乐不思蜀的时候，是廖海明把她拉回了厦门，做起羊毛毡的生意。廖海明负责运营，郑轲负责设计制作。

几年之后，两人决定来到景德镇，“厦门的环境不适合我们”。

这里的环境和氛围，让郑轲重新找回了设计的感觉，“这里对我做的东西的包容度非常高”，一场市集，生意好的时候能卖上几万元，线上的店铺也有起色。两人在郑轲的老家开了工厂，除了生产自家的羊毛毡之外，还会帮人代加工。

后来，亲戚“不够用”了，郑珂还喊上周围的村民，让他们在农闲时，都有副业可做。

“拐带”大理少女

廖海明把郑轲从大理拉回厦门，已经是2014年的事了，“连哄带骗的”。他们的淘宝店“轲人羊毛毡”，也是那时候开起来的。“开淘宝店”是廖海明“哄”郑轲回厦门的理由之一，虽然那时的他其实并不懂运营。

郑轲是廖海明在集美大学的学妹，两人学的都是设计，因为借一把自习室的钥匙而相识。多年之后，廖海明在大理与郑轲重逢，此时的郑轲，已经在大理摆了一年多的地摊。

大学毕业之后，郑轲跟同学开启毕业旅行，沿着川藏线，一路骑着机车到了西藏，这是很多毕业生都会选择的一条线路。在朝圣路上与学生时代告别，多少有些浪漫且壮烈的味道。

但郑轲不同，走到西藏，她就没钱了。

于是她跟着八角街的摊主和当地的藏民学习手工活，她其实觉得自己的手是很笨的，但生活所迫，她选择用另一种方式返程。

郑轲一边摆摊，一边挣路费，一路从西藏来到大理，人民路的文艺气息让她停了下来。

这条文艺街是游客来大理必“打卡”的地方，人流量很大，东边是洱海门，西边是214国道。早年，还有很多沿路摆摊的人。很多人多次来大理，习惯找到自己熟悉的民宿，熟悉的饭店，看着原来的书店已经不在了，卖米线的老头儿好像也走了，有种人世变迁的疏离感。

小手工对很多第一次来的游客来说，都是一次性消费的纪念品，很少会来买第二次，所以郑轲也没有做更多的客户沉淀。

迎来送往，常情而已。

在人民路摆摊时，郑珂会采山上的果子和树枝，编成头环，游客把它们戴在头上，打卡拍照。这种小手工卖疯了，第二天，“整条人民路上，好多摊子上都出现了这种花环”。她也有点诧异，不过这就是在人民路摆摊的烦恼。

在大理的日子是自由的，做两天手工，摆一天地摊，一个月能挣万把块，房租也不贵，剩下的时间，她就跟朋友四处游玩。有时候看着洱海，听着路边的大叔弹吉他，她还会觉得有些不真实。

2014年，人民路不让摆摊了。正好廖海明找到流浪在大理的郑轲，跟她说：“现在线上生意这么火，你的东西做得好，可以在线上卖。否则，游客回去想复购都找不到你。”

郑轲说：“我不会啊。”

廖海明说：“我会啊，我帮你。”郑轲就跟着廖海明回到厦门。很多故事的开头都很简单，廖海明夫妇的故事也是这样。

自由轲人

郑轲回到厦门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找工作室，“在厦门的街头一直走”，走到集美大学北边不远的同安区后田村，她看到一间破败的老屋子，“觉得就是这儿”。

屋子很破，已经很久没人住过，除了不漏风漏雨，屋子里全是杂物，但好在租金便宜。廖海明是福建人，依着老家人的习惯，他不喜欢这样的屋子，郑轲却坚持要收拾出来。她在杂物堆里总能翻出一些奇怪的东西——穿过的衣服，还有寄居老宅的本地“房客”。

郑轲忙活了小半个月，才把杂物都清理干净。廖海明嘴上说着嫌弃，但也会上手帮忙。此时的廖海明已经毕业快4年，他在大学时期和朋友一起创业，开了间设计工作室，“帮学校门口的店铺做名片，做门面的招牌”，每个月能有5000元的收入。那时的廖海明很风光，在学校里都是“横着走”。

毕业之后，他和朋友合伙开公司，接工程订单，有时候是布展，有时候是做广告灯箱。因为没有正经工作过，不谙所谓的“社会礼仪”，也不懂工程的实际操作，他吃了不少亏，“现在看就是傻，只要上过班，肯定会有人教”。有次他要做一块大型LED广告，那时的LED面板并不像现在的高清，设计初稿上屏幕之后，显示的却是整屏的马赛克。如果他正经打过工就会知道，这都是最基础的知识。

廖海明也不懂所谓的“人情世故”，经常在酒桌上吃亏，“几乎每天喝到吐”。虽然每年加上分红有几十万元的收入，但他不喜欢这样的生活。

提出离职之后，他没有要公司的股份，还陆陆续续帮着干了一年。也是这一年，他接回了郑轲，两人收拾完工作室，最终选择开始做羊毛毡产品。

这种材质是郑轲在大理摆摊的时候，在隔壁摊位的女孩儿身上看到的。女孩儿一头毛毡脏辫，卖的是毛毡产品，让她有了兴趣。用水沾，用针戳，做羊毛毡的过程让郑轲很享受，很多入门的方法都是从网上学来的。但很多时候，她想深入学习，却往往没有教程，只能自己摸索。

现在，郑轲的制作方法，尤其是她喜欢的湿毡工艺，都是她自己重复制作积累而成的，“有些立体的毛毡工艺，制作成本很低，但国内能做到的人不多，很多工厂都会找我们做代加工”。但做代加工的不是郑轲本人，而是远在老家的亲戚和乡亲们。

与世界的“毛线”联系

郑轲会用很正的颜色制作毛毡制品，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更真实，“他们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”。她把毛毡做成包、帽子、桌垫，杯垫等等日常用品，还有很多Q版的动物、植物造型，也有还原度很高的造型，“质量好，耐造”。

很快，她自己做不过来，便回到老家，让姐姐把村里的妇女都叫来学习制作。农忙的时候，她们会去收拾田地，不忙的时候就跟着做毛毡，每个月能挣几千元。

如果做过毛毡的话，会知道这是一个手和脑子都能放松的工作。阿姨们一边干活一边闲聊，日子清淡又有乐趣。后来，郑珂还上架了用于解压的毛毡球，也卖得很好。

从郑轲“出走”的第一天起，母亲就希望她回到河南老家。有了毛毡工厂后，与家人之间的紧密联系，让她很舒服。

少小离家，老大才回。可能是一种奇妙的引力，让她更关注家乡和母亲的生活。像毛毡一样，一点点揉搓牵绊，也像她的店铺Slogan（品牌标语）——“和这个世界的毛线联系”。

郑轲的产品里开始出现家乡的动物、植物、田野、山川等元素，颜色丰富、艳丽，很正。廖海明负责店铺的运营和拍照，但线上的生意却时好时坏，两人也经常因为“做什么产品”吵架，廖海明觉得什么好卖就该做什么，郑轲却只想做自己喜欢的。

事实证明，郑轲是正确的。廖海明也慢慢明白过来，“很多时候你希望自己的产品能满足所有人，结果反而会变得‘畸形’，可能所有人都不喜欢，所以你只需要抓住跟你同频的人”，就像郑轲说的，“‘毛线’联系”。

厦门的艺术氛围已经无法满足郑轲，有一阵子，她“做不出东西”，也卖不出去。两人决定搬家，在成都和景德镇中二选一，最终因为“成都实在太远”，他们选择来到景德镇，成了新“景漂”。

刚开始，他们不知深浅，最初的工作室选在了三宝路，“看这边店铺聚集”，相比厦门的租金也便宜太多，所以“闭着眼睛租”。后来，两人才知道，他们其实并不适合这条路。

郑轲在景德镇似乎找到了当初在大理的感觉。这里的人很自由，想法天马行空，三两个朋友凑在一起，很容易出想法，而且这里总是欢迎新人，“不排外”。外面说“景漂”，其实在这里的外地人，从没觉得自己是在“漂”。

第一次参加市集，廖海明一天就卖了几万元。更多买手店和经销商来找他们下订单，他们也有意识地将线下的单子引导到线上成交。生意缓着做，店铺慢慢养，在他这里成交量最大的，是当地的走播主播，“销售额能占到总生意的5成以上”。也因为这样，去年，他的线上销售额同比翻了一倍。

前不久，两人刚刚把店铺从三宝路挪到陶溪川二期。每次市集，总是廖海明最忙的时候，忙着补货，忙着接待朋友。郑轲也重新找到创作的感觉，她用羊毛毡做了苔藓、草地、灯罩，蘑菇……这些都是来到景德镇之后的灵感。当地的市集因为他们的火爆，也多了几个做毛毡的商家，这算是另一层“毛线联系”了吧。

但有时候更像——我做我的，有联系的自然会有联系。